【人文视界】

　　我们在读书受教之时,不但应该关注教育品质,也当反观省察自身气质格调的状态。
　　唐朝贞元十二年(796年),屡试不第的孟郊,终于在四十六岁时考中进士。欣喜若狂的他情不自禁地写下《登科后》一诗:“昔日龌龊不足夸,今朝放荡思无涯。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孟郊以写诗的形式抒发喜悦之情,更多的进士则群赴长安近郊的曲江举行盛大宴会进行庆祝。这样的宴会在每年科举揭榜后举行,从而形成唐代著名的“曲江宴”盛况,“曲江宴”也因此成了唐代进士的集体记忆。如此狂欢尚不尽兴,宴会之后,还要前往慈恩寺将自己名字书写于大雁塔上(“雁塔题名”)。除此之外,新科进士还会拜谒当年主考官,谓之“座主”,彼此之间则互称“同年”。凡此种种,均为高中科举之后所举行的庆祝活动。
　　众所周知,科举制度自设立以来,就成了选拔官员的主要渠道,无数人的命运和人生轨迹因之而发生改变,“金榜题名”也因此成了读书人的梦想追求。无论是孟郊的狂喜还是“曲江宴”的集体狂欢和对“座主”的感激,平心而论,完全可以理解。
　　——但是,恰好却有人对之表示极大的不屑与鄙视。
　　唐武宗时期,宰相李德裕本来就“尤恶进士”,面对新科进士举行的这一系列活动,更是忍无可忍,最终运用宰相权力下令:“今日已后,进士及第,任一度参见有司,向后不得聚集参谒,及於有司宅置宴。其曲江大会,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。”在一般人看来,李德裕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自己通过“门荫”而非科举考试才得以进入仕途。对此,他自己解释说:“臣无名第,不合言进士之非”,我自己没有通过科举考试,不应当非难进士,但是说我因此而讨厌进士则实属冤枉,因为“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,勉强随计,一举登第”,我的祖父恰好也是通过科举才得以进入仕途。我讨厌进士,“盖恶其祖尚浮华,不根艺实”,是因为他们虽然金榜题名,却轻薄放浪品格低下,根本没有良好教养与远大眼光。本来“国家设文学之科,求贞正之士,所宜行敦风俗,义本君亲,然后申於朝廷,必为国器。”国家设立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选才和敦化风俗,而进士们却将之视为利禄之途；主持考试的官员本来是受国重托,为国家选拔人才,却“怀赏拔之私惠”,将之作为个人售卖恩惠的渠道,进士们对之“自谓门生”,如此做法纯属结党营私,完全忘记了国家的殷切期待。凡此种种,最终导致“时风浸薄,臣节何施,树党背公”,而“忘教化之根源”。因此,相对于这些浅薄的进士,李德裕更为看重那些出身文化世家,长期受到文化浸淫熏陶,具有良好教养和高远见识的公卿子弟,主张“朝廷显官,须公卿子弟为之”。
　　“八百孤寒齐下泪,一时南望李崖州”,李德裕的观点不但令那些出身寒门的士子多有心寒,连史家也认为“偏异盖如此”。然辩证观之,其也有可加借鉴反思之处。　
　　我们每每沉浸于“读书(知识)改变命运”的庆幸,但在李德裕看来,读书考试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个体性情见识的转变提升。“为学大益,在于变化气质”,如果读书仅仅只是对一己私人外在“命运”的改变,却无关内在心灵世界的变化和国家社会的美好,那么,读书也将失去其本有的教育、教化的意义。这也提醒我们在读书受教之时,不但应该关注教育品质,也当反观省察自身气质格调的状态。唯有如此,教育才会真正发挥其理应具有的成就个人和改进社会的重大作用。

    来源：贵州日报

    (作者为哲学博士、贵州师范大学教授)